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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五十四章倒数第二试

    已是二月末，长安城里却还残存着冬日最后的寒意。

    朱雀大街两旁的槐柳迟迟不肯抽芽，光秃秃的枝丫在料峭的春风里瑟瑟作响。

    像极了那些即将踏入贡院的举子们的心境——绷着，悬着，不知何时才能舒展。

    三年一度的会试，是整个天下读书人命运的转折点。

    自去秋起，各地举人便如百川归海，陆续汇集京城。

    到了正月间，各州县的会馆已是人满为患，连带着崇仁坊、宣阳坊的客栈都涨了五成房钱。

    茶楼酒肆里，南腔北调的口音混杂一处，谈论的无非是时文、策论、座师、房官，以及那些神神秘秘的“风声”。

    但今年，这些谈论里多了一层往年没有的东西——焦虑。

    真正的焦虑。

    这种焦虑的源头，在一个人身上。

    周道衡。

    这个名字在去年腊月之前，对于大多数举子来说，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存在。

    曾经的帝师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清流领袖，弹劾过无数权贵的铁面御史。

    谁都知道他，但谁都觉得他跟自己的命运没什么关系。

    可自从圣旨下达、周道衡被钦命为这一科会试正考官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一座山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举子的心头。

    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周道衡不是普通的考官。

    他是帝师。

    这是长安城里人尽皆知却极少提起的事实。

    周道衡年轻时曾做过当今皇帝的侍读，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时光。

    那六年里，他给皇帝讲经史、讲治道、讲民瘼，以一个读书人最朴素的方式，塑造着一个未来帝王的价值观。

    后来皇帝登基，周道衡却没有留在中枢。

    他选择离开长安，去游历天下。

    这一去，就是十几年。

    十几年里，他走遍了大乾的每一个角落。

    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西北的荒漠边陲，从东海之滨到蜀中群山。

    他见过最繁华的市镇，也见过最凋敝的村落。他住过知府的衙门，也睡过灾民的窝棚。

    他亲眼看着这个帝国在“重文抑武”的国策下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什么？

    他看到了文官集团的权力空前膨胀，六部九卿、台谏御史、地方督抚，上下勾结，盘根错节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世家大族凭借几代人的积累，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职位，科举取士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。

    你取我的子弟，我取你的门生，朝中有人好做官，官场有人好办事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世家豪强巧取豪夺，小民百姓流离失所，而朝廷的赋税却一年比一年少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文官们高唱“仁义礼智”、大谈“圣贤之道”的表象之下，是贪腐成风、结党营私、公器私用、明哲保身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这一切，却无能为力。

    因为“重文抑武”是国策，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，是文官集团存在的根基。

    皇帝要靠文官治国，就不能不给他们权力。

    给了他们权力，就必然面临权力膨胀带来的种种弊端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死结，周道衡想了十几年，都没有想出一个破解的办法。

    直到他遇到了李易。

    那个在蜀州府试上用一篇八股文震惊四座的年轻人，让周道衡看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可能。

    不是从制度上改变文官集团。

    那需要动祖宗之法，需要流血，需要一个皇帝都未必敢下的决心。

    而是从源头上改变——从科举取士的根子上，从每一个读书人的训练上，从最基础的文风、学风、士风上，一点一点地扭转。

    八股文，就是那把钥匙。

    它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，它只是一种文体。但这种文体，有一种所有其他文体都没有的特质。

    它能训练一个人严谨的思维、扎实的学问、清晰的逻辑、精准的表达。

    它能淘汰那些只会堆砌辞藻、空谈义理、投机取巧的庸才，让真正有才华、有担当、有风骨的年轻人脱颖而出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它有标准。

    一套客观的、不以考官个人好恶为转移的标准。一篇文章好在哪里、不好在哪里，一目了然。

    这就大大减少了考官徇私的空间，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与世家子弟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
    周道衡第一次读到李易的八股文时，是在蜀州府衙的一间偏房里。

    那天他刚刚结束对蜀州吏治的暗访，累得筋疲力尽，蜀州知府陆文昭给他看了一份府试的解元卷。

    他记得自己看完之后，在椅子上坐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对陆文昭说了一句话，“这个年轻人，可能是大乾未来的希望。”

    陆文昭被这句话吓了一跳。

    周道衡是什么人？帝师，清流领袖，几十年不轻易夸人的主儿。

    他说“可能是大乾未来的希望”，那就是真的看到了希望。

    从那一刻起，周道衡做了一个决定。

    他要回长安。

    他要说服皇帝，让他做这一科会试的主考官。

    他要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会试环境，让那些像李易一样有才华、有担当的年轻读书人，有机会脱颖而出。

    他要让八股文从这一科开始，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地，改变整个帝国的文风、学风、士风。

   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    他在长安城里没有什么根基，十几年不在朝堂，当年的那些故旧大多已经老去或凋零。

    而他要对抗的，是整个文官集团。

    那些既得利益者，那些靠着“重文抑武”的国策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人，那些决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们奶酪的人。

    但他不在乎。

    他是周道衡。他这辈子，从来就没有在乎过。

    去年秋天，周道衡回到长安的时候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

    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，骑着一头瘦驴，从启夏门进了城。

    守门的兵丁拦住了他，他报了名字，兵丁愣了一下，然后脸色大变，差点跪下来。

    周道衡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声张，牵着驴子走进了长安城。

    十几年没有回来，长安城变了很多。朱雀大街更宽了，两旁的店铺更多了，路上的车马更豪华了。

    但他也看到了那些繁华背后的东西——崇仁坊的茶楼里，几个年轻的世家子弟在炫耀自己新买的田产。

    平康坊的青楼里，一个刚刚外放的县令一掷千金，只为博红颜一笑。

    安邑坊的深宅大院里，丝竹之声昼夜不绝，而城外就是流民。

    他没有回家——他在长安本来就没有家。

    他在崇仁坊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下来，然后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运筹。

    他要争一个位子。会试正考官的位子。

    这个位子，在往年，从来不是争来的。

    皇帝钦命，谁就是谁。

    但今年不一样。今年，周道衡要让皇帝知道，他需要这个位子，而且只有他适合这个位子。

    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，上了七道奏疏。

    每一道都是精心准备的。

    第一道论考场防弊。

    第二道论取士标准。

    第三道论考官遴选。

    第四道论人才鉴别。

    第五道论文风士风。

    第六道论经世致用。

    第七道，他没有谈科举。

    他谈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。

    他在那道奏疏里写道：“臣游历天下十余年，目睹生民之疾苦，深知国家之积弊。文官专权，结党营私，土地兼并，流民遍地。

    此非一日之寒，亦非一人之过。然欲救此弊，必自取士始。取士不正，则人才不兴；人才不兴，则天下不治。臣不敢以一人之力挽天下之颓势，但愿为陛下取一二真才，为天下之种子。种子在，则希望就在。”

    这道奏疏送到皇帝面前的时候，皇帝正在紫宸殿批阅奏章。

    据说，皇帝看完之后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把奏疏放在御案上，对身边的太监总管福安说了一句话：

    “周道衡还是那个周道衡。十几年了，一点都没变。”

    福安小心翼翼地接了一句，道：“陛下，周大人这是……？”

    皇帝没有回答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忽然轻轻笑了一声。

    “朕当年做太子的时候，周道衡给朕讲过一堂课。那堂课讲的是‘为政以德’。他说，为政者最大的德，不是自己有多清廉，而是能为天下选多少贤才。他说，一个人再能干，也治不了天下。能治天下的，是一代人。一代贤才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身来，看着福安。

    “朕想了十几年，终于想明白了他那句话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那一年的腊月，圣旨下达。

    周道衡为乾元二十六年丙辰科会试正考官。

    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。

    文官集团的那些大佬们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背地里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运作。

    他们不知道周道衡要干什么，但他们知道——这个人回来了，一定不会安安静静地当一次考官。

    他一定憋着什么。

    周道衡确实憋着。

    而且他憋的东西，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大。

    回到长安之后的几个月里，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。

    白天在都察院处理公务，晚上在自己的寓所里研究各地的乡试、府试卷子。

    他从上千份卷子里，挑出了几十个他认为有潜力的年轻人的名字，一个一个地研究他们的文章、他们的出身、他们的师承。

    李易的名字，就在这份名单的最上面。

    但他没有去找李易。一次都没有。

    不是不想见，是不能见。

    他是主考官，李易是考生。如果他在考前见了李易，不管他们谈了什么，都会被人拿来做文章。

    李易的文章会被说成是“主考关照”，李易的成绩会被说成是“内定”，李易这个人会被说成是“走门路的小人”。

    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

    他要让李易堂堂正正地走进贡院，堂堂正正地写完八股文，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才华征服所有的考官。

    只有这样，八股文的力量才能真正被看到，被承认，被推广。

    所以他忍着。忍着不去见那个他等了十几年才等到的年轻人。

    但他做了很多别的事情。

    他花了大量的时间，跟他的两位副考官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世昌和詹事府少詹事刘坤一，反复讨论这一科的取士标准。

    徐世昌是翰林院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学问扎实，为人正派，不结党、不营私，是周道衡信得过的人。

    刘坤一则更加年轻一些，四十出头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此人有胆有识，敢于打破常规，是周道衡特意从詹事府调来的。

    三个人在周道衡的寓所里谈了整整三天，最后定下了一个原则：这一科，不重辞藻，重实学；不重诗词，重策论；不重门第，重真才。

    这个原则，周道衡没有对外公布。

    但他知道，消息一定会传出去。长安城里没有秘密，尤其是在科举这种大事上。

    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——让那些只会写几首漂亮诗词、只会堆砌辞藻、只会靠着家世混日子的世家子弟们，提前知道这一科不好混。

    果然，消息传出去之后，长安城里炸了锅。

    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，一个个慌了神。

    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就是怎么把诗词写漂亮、怎么把时文写得花团锦簇、怎么在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的“才华”。

    他们的父辈、祖辈，都是靠这一套在科举中杀出重围的。现在周道衡突然说“不重辞藻，重实学”——实学是什么？

    实学是漕运、盐政、边防、河工、吏治、民生。这些东西，他们从来没学过，也不会有人教他们。

    慌了。

    真的慌了。

    安邑坊的深宅大院里，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秘密会议。

    几个世家大族的家主聚在一起，商议对策。

    有人提议去找周道衡说情，被其他人否决了——周道衡这个人，油盐不进，谁去说情都是自取其辱。

    有人提议去找皇帝，也被否决了——周道衡是皇帝钦定的主考官，找皇帝等于打皇帝的脸。

    还有人提议，干脆在这一科上“认栽”，反正三年之后又是一科，到时候周道衡总不会一直是主考官。

    但这个提议也被否决了。

    因为三年太长了。三年之后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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